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和道教盛行，对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全面了解中国的中古社会，就不能忽视对中古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的中古史研究已经走出了过去政治、经济、民族等几个固定的框框，研究者的兴趣和选题日趋多样化，也有相当多的中古史学者意识到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做出有益的尝试。但相对于佛教领域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也比较容易被中古史学者借鉴和采纳的情况，中古道教研究还处在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成果虽多，但良莠不齐，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分散。本文将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由于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概况已经有索安（Anna 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91年初刊，吕鹏志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2年）介绍在先，而1998年以前的中国道教研究状况也有陈敏的《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和朱越利、陈敏着《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进行全面的介绍。所以本文的侧重点以1990年以后的英文和日文研究成果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此。因外文材料获取和研读不易，且任何人来做这样的有选择性的介绍，都难免会渗入个人选择倾向和评判标准的干扰，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此外，因所介绍的内容要考虑到对中古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故凡有关纯粹的道教经典、教义、思想、人物、仪式、文献，以及道教音乐、文学等研究的介绍都只有被暂时割爱。

一、道教与中古的政治、社会

道教的“终末论”及其对中古历史的影响：

“终末论”是东西方宗教神学****有的一个终极问题。“终末论”是在汉代宇宙论基础上，以图谶为表现形式，受到佛教劫灾说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对中古道教影响深远的观念；它虽然借鉴了佛教教义，但却有自己道教的特色。研究表明，东晋中期的道教上清派认为宇宙循环往复，具有周期性。面对两晋南北朝动乱的时局，人们认为一个旧的宇宙周期即将结束，新的周期循环就要开始。具体说即“甲申大水”会导致天地崩坏，只有信道的“种民”才能在“壬辰之年”降世救度世人的道教真君引领下，进入下一个全新的循环劫期的开端，亦即进入新的太平盛世。

与“终末论”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种民”。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1949年）和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1956年）都有对道教“种民”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为探讨中古时代道教的“终末论”奠定了基础。早年还有几篇重要的文章：如吉冈义丰《六朝道教の种民思想》（载《道教と佛教》第三，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初版，1983年2版）；许理和（Erich Zürcher）, “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早期中国佛教的劫灾说与救世主义）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1981；同氏的“Prince Moonlight” （论月光王子），T’oung Pao，68,1982.和索安（Anna Seidel），“Taoist Messianism” （道教救世主义），Numen, 31-2,1983等。近年来这方面主要的论着还有：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年；李庆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东晋时期道教的终末论》，（《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4期）。李刚《“壬辰之运”考释》（《宗教学研究》1992年1、2期合刊），文中认为“壬辰之运”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并不具体指为哪一个壬辰年；而许理和在前揭《论月光王子》中特别推算出南北朝时代的几个壬辰之年。还有李丰楙《六朝道教的终末论——末世、阳九百六与劫运说》（《道家文化研究》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六朝道教的度救观——真君、种民与度世》（《东方宗教研究》新5期，1996年）。这两篇都是把“终末论”的源头追溯到汉末道教运动之中。李丰楙还有《传承与对应：六朝道经中“末世”说的提出与衍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9期，1996年）、《末世与济度——道教的末世宗教性格》（《当代》，57,2002年）等篇。神塚淑子《开劫度人说の形成》（上、下）（1988、1992年初刊，收入氏着《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9年）；菊地章太《六世纪中国の救世主信仰——〈证香火本因经〉を手がかりに》（道教文化研究会编《道教文化への展望》，东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同氏《甲申大水考——东晋末期の图谶的道教とその系谱》（《东方宗教》87,1996年），这篇是讲东晋末期社会上流传一种预言，在甲申年将有大洪水，天地秩序大乱，八年后的壬辰年将由真君李弘出世，像东汉时李氏辅佐刘氏中兴汉室一样，李弘将辅佐刘裕，进入太平盛世。实即为刘裕篡晋制造舆论。同氏还有《〈太上霊寳天地?a href=mailto:度自然妙经〉成立の历史的背景——刘裕による东晋王朝篡夺をめぐって》（《社会文化史学》35,1996年）、《李弘と弥勒——天师道の改革と中国佛教にぉける救世主信仰の成立》（《道教の历史と文化》，东京：雄山阁，1998年）、《道教の终末思想》（《讲座道教》4《道教と中国思想》，东京：雄山阁，2000年）、《六朝道教における终末思想の形成》（《樱花学园大学研究纪要》2,2000年）等系列文章。

在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的共同影响下，一方面，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心怀恐惧，希求自己能够脱离现世的苦海而进入新的宇宙周期之中，因而大批地、虔诚地皈依佛教和道教。这是佛、道二教在六朝时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196-578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537次大大小小的起义和叛乱。其中，大江南北都有许多人打着李弘或弥勒的旗号造反，这也是有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教义为理论依据的。以往，国内学者从研究农民战争角度出发，大都说这些起义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所致，只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王明、唐长孺等先生，他们指出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佛教、道教做掩护，但也还没有从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息和宗教的教义角度来分析。这些叛乱中，最着名的是孙恩、卢循的叛乱。对此曾有陈寅恪、宫川尚志等人的研究，指出叛乱与天师道密切相关。近有黎志添对此重新分析，认为应该区分道教与民间起义和叛乱之间的关系。从东晋道教的教义来看，根本没有暴力****朝廷的教义或动机。孙恩叛乱的确是受到道教“终末论”的影响，但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南方土着士族不满意北来士族对他们的压制，因而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色彩要大于宗教的色彩。见黎志添（Lai度自然妙经〉成立の历史的背景——刘裕による东晋王朝篡夺をめぐって》（《社会文化史学》35,1996年）、《李弘と弥勒——天师道の改革と中国佛教にぉける救世主信仰の成立》（《道教の历史と文化》，东京：雄山阁，1998年）、《道教の终末思想》（《讲座道教》4《道教と中国思想》，东京：雄山阁，2000年）、《六朝道教における终末思想の形成》（《樱花学园大学研究纪要》2,2000年）等系列文章。

在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的共同影响下，一方面，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心怀恐惧，希求自己能够脱离现世的苦海而进入新的宇宙周期之中，因而大批地、虔诚地皈依佛教和道教。这是佛、道二教在六朝时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196-578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537次大大小小的起义和叛乱。其中，大江南北都有许多人打着李弘或弥勒的旗号造反，这也是有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教义为理论依据的。以往，国内学者从研究农民战争角度出发，大都说这些起义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所致，只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王明、唐长孺等先生，他们指出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佛教、道教做掩护，但也还没有从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息和宗教的教义角度来分析。这些叛乱中，最着名的是孙恩、卢循的叛乱。对此曾有陈寅恪、宫川尚志等人的研究，指出叛乱与天师道密切相关。近有黎志添对此重新分析，认为应该区分道教与民间起义和叛乱之间的关系。从东晋道教的教义来看，根本没有暴力****朝廷的教义或动机。孙恩叛乱的确是受到道教“终末论”的影响，但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南方土着士族不满意北来士族对他们的压制，因而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色彩要大于宗教的色彩。见黎志添（Lai Chi-tim）, “Daoism and Political Rebellion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道教与东晋的政治性叛乱）,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