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代中国的观念世界中，对神仙的兴趣、关注一直存在。神仙观念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世界的差异而带有不同的色彩。战国时期，燕、齐一带流行“方仙道”，社会上逐步形成方士阶层，滋衍出各类神仙方术。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热衷、痴迷于神仙方术，多次遣方士为其搜求不死之药。汉代谶纬学兴起，神仙家把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改造为追求长生久视的黄老道，老子及其《道德经》也被神化为道教的教主和宝典。魏晋南北朝是真正的神仙道教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神仙信仰的时期。道家清虚无为的学术思想在民不聊生、社会纷乱的冲击下，糅合了神仙家、方术、民间祭祀等内容，产生了愈加完整的神仙观念、神仙系统与修道成仙方法。

唐皇朝自认为是老子后裔，始终崇奉道教，以道教为儒、道、释三教之首，把老子尊为“玄元皇帝”和“天皇大帝”，道教成为“国教”，神仙道教在唐代发展到高峰，外丹术臻于极盛，神仙观念也呈现出层次繁杂、多姿多彩的特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求仙向道之风极盛。从皇族宫闱、士人举子到平民百姓，神仙观念已经融入人们的人生理想、审美趣味、心理状态乃至社会风习中。“唐诸帝多饵丹药”(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但太宗、高宗、玄宗、宣宗、文宗等在执政早期虽扶植道教，却也不十分相信道教神仙之说。后期的武宗、宪宗、敬宗，则由于政治统治需要或身体健康等原因，转而倾心于求仙向道。由于封建帝王的尊崇和支持，加上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卿相官僚、皇族贵戚也迷恋求仙向道，金丹服饵。以厚禄足财为支撑的贵族官僚向仙服饵，又与其沉于女色是密切相关的。白居易《酬思黯戏赠》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伎颇多。来诗谑予羸老，姑戏答之”(《白居易集》卷34，中华书局)，即言牛僧孺热衷服药，借助药力沉迷女乐之事。在他们的影响下，普通百姓中自高雅之士至里巷平民，也都向道成风。唐时每年春冬，“皆有数千人，洁诚洗念”(柳识《茅山白鹤庙记》，《全唐文》卷377，中华书局)，去茅山朗山进香。一年一度的朝真大法会时，亦是“学神仙有至自千万里者”(陆龟蒙《句曲山朝真词二道并序》，《全唐诗》卷621，中华书局)。

唐人虽然渴望成仙，但在求仙向道的过程之中，又时见既留恋世间的温柔富贵，又向往神仙的逍遥自在的矛盾心情。仙乡与俗世的环境对比、仙人与俗人的形貌对照、成仙与留世的矛盾选择，常常见于《太平广记》所记大量这一时期神仙小说的模式中。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即以《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大量唐五代神仙小说为切入点，将这些小说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材料”、文化史意义上的“化石”，整体梳理、深入考索。依托数量庞大的神仙小说，结合正史及其他史料文献记载，从中国古代神仙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唐代神仙群体、神仙特性、唐人的成仙之路、女仙与仙凡之恋、神仙世界里的儒道释、胡风、术数等多个角度去还原唐代某个层面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描述唐人的道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神仙世界的幻想与迷狂，不仅为对唐五代时期神仙小说进行文化研究做了必要的铺垫；而且对揭示唐代神仙小说背后的社会文化情态，进而阐释和解读唐代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社会风习、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婚恋观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