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 “画中兰亭”之称的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在分隔360多年之后，其《剩山图》部分与《无用师卷》部分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此次“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引起了两岸民众的强烈关注，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由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描写的是浙江富春江一带明媚清秀的山水景色，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作。整个画面苍茫质朴,空灵秀逸，似融有一种仙风道骨之神韵。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赞誉说:“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诚为艺林飞仙，迥出尘埃之外者也。”《富春山居图》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山水画中“第一神品”，与作者黄公望的道教背景不无关系。黄公望中年以后加入了道教全真派，并开始山水画创作。因此，道家思想对黄公望的思想境界和绘画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合璧后的《富春山居图》既有山水丘壑之实墨，又有隐匿其间的虚笔，这与《老子》“有无相生”、“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虚实相生的构图，给观者留下了画有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

历史上的山水画家大多深受道家及道教思想的浸润。清代沈宗骞在评价中国山水画之祖师“画圣”吴道子时说：“应诏图嘉陵山水，他人累月不能就者，乃能一日而成，此又速以取势之明验也。……气以成势，势以御气，势可见而气不可见，故欲得势必先培养其气。”“气”正是道家宇宙论的核心概念，揭示了世间万物生存变化的法则。《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太平经》说：“元气行首，以生万物”。道教不仅有关于“气”的形而上理论，更有大量关于练气的方术。唐代正是道教行气之术最为盛行的时期。曾拜高道为师的吴道子，当然深谙养气之理。其画中的天地山川之气即是他心身之气的显现。

画中有道，书中亦有道。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与他信奉天师道，书、道合一不无关系。王羲之书法追求自然秀美、潇洒飘逸、结构自然生姿、不露人工雕凿之痕，望之惟逸、发之惟静，表现出一种超逸世俗的宁静与朦胧的境界。王羲之曾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这种“凝神静思”的方法，完全合于《老子》中“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中“心斋”、“坐忘”的工夫论主张。艺术创作的前提是要有 “虚”、“静”的心态，而这种 “虚”、“静”的心态正是道家所倡导的。王羲之正是通过修道养性达到了涤除心胸、忘怀尘世、虚极静笃的道家理想境界，而这种人格风度也形成了他艺术上自然飘逸的风格。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庄子》所描绘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可谓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滥觞。道家的玄远、空灵、逍遥、时变精神大大开阔了诗人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后代的田园诗、山水诗、游仙诗，无一不是受道家思想的启发而使自己开拓了想象的空间。

作为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所处的东晋正是玄学盛行的时期，士族文人普遍喜读《老》、《庄》，崇尚自然。在这种文化环境的熏陶下，陶渊明形成了宁静与澹泊的性格特征。他的山水诗冲淡渺远，恬静自然，与庄子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思想颇为相合。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又明显是受到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启发。

素有“诗仙”美誉的李白，自幼慕道，与司马承祯、吴筠等唐代著名高道交往颇多，以“谪仙人”自居并最终入道。唐代文人裴敬曾评论李白的诗说：“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正是道家道法自然的宗旨，使李白获得了自由的思想、豪迈的气概、奔放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从而创作出瑰丽神奇、清新飘逸的浪漫主义诗篇。

道不仅蕴含于书、画、诗、文中，更隐匿在一切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许地山也有类似的看法：“支配中国一般人底理想与生活底，乃是道教底思想。” 作为一种文化范式，道之底蕴早已成为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理论前提。因此，对它的观照也就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