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外道教研究的成果众多，涉及的领域宽广，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道教研究从文献学向史学的转变。这可从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法国道教学者高万桑（VincentGoossaert）在中国发表的关于道教历史研究的成果看出。法国的道教研究从一百年以前起步时就深受当时法国社会学的影响。高万桑的研究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把它发展到历史研究领域。他认为，清朝时期道教宫观在规范民间宗教人员、参与国家政治架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他提出了道教官僚体系的观念，并分析了该体系和帝国官僚体系的互动关系。此前的学者对于中国宗教乃至政治历史的立场一直是“两分法”，即把中央和地方看成隔离甚至对立的两种势力。这种分析方法是中国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也是早期传教士和历代汉学家观察中国问题的立场。高万桑却认为，道教历史研究需要整合中国各种文化元素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从“两分法”出发去作评价。从根本上看，高万桑之所以能持此看法并有所成就，原因在于他在道教研究中实现了研究方式的突破，即一方面不再受道教经典文献的束缚，而是深入田野，寻找研究的新资料；另一方面则是不再拘泥于固有经典文献的考证，而是从宏观的历史学视角开展对道教历史的研究。并且，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使得道教研究呈现从文献学向史学转变的新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道教研究也呈现出上述提及的转变。回顾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道教研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全真教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全真教及其历史问题成为大部分年轻学者的论题。这部分归功于香港青松观主办的两年一届的以全真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与国际学者交流的机会，使其成为全真教研究的重要论坛，也将道教研究的重心从唐朝以前转移到明清时期。其二是道教研究摆脱了经典研究的固有模式，转而依据新材料讨论教团历史并进一步向中国大历史转移。较之于全真教经典的考据研究，全真教的分派历史和清代转变论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种道教研究的历史转向的发生或者说道教历史学研究的兴盛，更主要是由于学者们致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收集以及对新材料的钻研。这些材料分别来自出土的考古材料、野外金石材料和目前民间道教和地方宗教发展情况的实地考察。第一类材料并不偏向全真教，而后两种材料却和全真教有比较多的联系。一些省份的学者制定了对本地区道教石刻的考察计划。例如，山东师范大学一些学者主导开展的山东道教石刻调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学研究所学术团队对西北道教建筑、碑刻、壁画等的调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部分学者开展的西南道教田野调查等。在这些调查中，新发现的史料吸引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加入道教研究，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研究中主要是哲学研究者占主导的格局。

这些新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得道教研究很快向历史方向转变并取得一批丰硕成果。田野金石材料的收集打破了传统金石学的局限，因为碑阴有大量社会组织的信息。例如，民间道教的调查告诉我们，实际存在的道教是和各种民间宗教融为一体的。这对固有的对道教的看法无疑是一种打击。如果说20世纪道教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建立一个道教形象，尤其通过经典分析的教理教义研究，来构建一个同传统的中国历史描述不同的道教历史；那么，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的努力似乎在于，通过道教史料来了解中国的整体历史。不仅高万桑等外国学者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内的道教研究者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表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显现出与社会史融合的趋势。而各国学者历经半个世纪，基于道教经典的研究建立的道教形象正在消解。可以预见，道教研究中的历史学的研究模式将塑造出一个新的道教形象

材料的形态和使用方式影响着研究的结果。新材料的有效利用要求学者掌握新的方法，并具备依据其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对此似乎还没有足够清醒的意识。例如，大量道教碑刻的整理出版为道教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领域，但学者们利用的程度还不够，很多人仅仅关心碑刻名录中的道士信息。另外，这些田野材料的零散、不成系统，也增加了缺少历史学训练的哲学家研究工作的难度。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内学者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最近问世。它汇集了地方志中的寺庙、僧道传记和金石以及文学资料。这一文献汇编突破了地方志原有的小系统的局限，不仅使我们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审视要研究的对象，而且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对象。例如，我们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考察三官庙、吕祖庙、真武庙的布局。而且，由于统计的便利，我们可以把某个庙宇单独立项考察。这部资料影响到学者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甚至改变中国宗教史乃至中国历史的传统解释框架。例如，已经有博士生利用这套资料中的山东明清时期的碑刻以及地方志材料，比较深入地讨论了道士团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其在方法论和写作水平上还有很多欠缺，但是其论文因为大量利用了地方志文献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算是近年来比较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值得引起同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