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907—960年）的53年中，易五姓十三君，社会动荡不安，给道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中仍有不少地方王朝崇奉道教。他们尊宠道徒，兴建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崇信道教，尊礼杜光庭，径称天师；后蜀孟昶好金丹急房中之术；南唐李昪为茅山第十九代宗师王栖霞建玄真观，赐印、绶，号玄博大师。道教在各个地方割据政权的范围内部都有传播。道士则或遁迹山林，或则隐于市廛，皆由出世转入世，由追求成仙转而济世度人，以拯救现实的苦难，从而把儒家和佛教的某些修持方法和救世理想吸收到道教中来。在唐末五代，外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内丹术逐渐兴起并日益发达，这对以后全真教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著名的道士有李浩、谭峭、彭晓、谭紫霞等，他们致力于道教的理论、方术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使低潮中的五代道教仍向前迈进。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谭峭和彭晓。
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生卒年无可考，名道陈抟曾言与他为师友。史称谭峭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博闻强记，问则无所不知，文则清新华美。好黄老之学，精心研究，立志修道。谭峭经多见广，学识渊博，曾于终南山著《化书》。此书之思想对后世的内丹学、宋明理学等方面影响深远。
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
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