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在讲座开始之前对王教授做了简单介绍：他是最近二十年现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界的杰出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是鲁迅研究史上绕不过去的著作；他现在的研究方向转向现代中国文化；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充满现实关怀且理论思辩力、穿透能力强。学者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理论派，第二种是学问派，还有一种是胡说八道派。所谓胡说八道派就是不懂什么说什么，这种作风的好处是可以不负责任，一旦追究起责任来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懂，乱说一气而已，大家不用当真。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讲座就属于胡说八道，我不研究历史也不研究思想史，我只是随便说，大家别那么当回事儿。

当前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混乱现象，各家学派出现，各学派之间充满矛盾、斗争甚至互相谩骂。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派别？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特点？每一派都可以分成左、中、右，但是左有左的界限，右也有右的界限，所以不管怎样，每一派都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那么它们的独立性是怎样形成的？它们为什么会走向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即一个学派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来看现在这些文化派别都是怎么产生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这些文化现象。

每一个文化学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会发挥影响。虽然有时它被压抑，在社会上表现不出来，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它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压抑因素一旦消失，这种文化就会很快冒出来。

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向近现代演变，这种演变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也构成了文化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非常单纯，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金字塔，塔的上层是官僚政治结构，下层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中间是联系上下层的通道：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政治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结构即儒家文化。这是否意味着政治结构中的各个官员都是儒者？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在官僚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对话方式。当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裁判的标准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基本准则。不论是什么矛盾，只要纳入儒家文化就可以得到评判；只要矛盾的一方违背忠信节义、三纲五常就要受到惩治。

官僚结构的顶端是皇帝。皇帝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皇帝有着多重含义。在中国文化中皇帝是一个什么意象？皇帝不仅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人对理想的最高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代表在中国就是皇帝，女人就是皇后。皇帝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综合起来有四点：他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皇帝之所以受人尊崇就是因为他有权力，没有任何现实的人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皇帝之上，控制皇帝。皇帝可以制裁别人，而别人不可能制裁皇帝。皇帝是最高财富的体现。中国古代最富有的人不是大款而是皇帝。全国的财产都属于皇帝；税收征收多少也都由皇帝一人定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的富裕程度就是皇帝的富裕程度。皇帝是最高性满足的体现。皇帝在性方面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任何大臣在性的满足上都不能超过皇帝。皇帝是最高道德化身。只有别人才会违背伦理道德，皇帝是不会违背的。这是因为在儒家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违背伦理道德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以上对下的关系确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服从皇帝的意志就是有道德的。皇帝体现了道德目的，所以道德制裁是不能加在皇帝身上的。

在金字塔中，地位越高人生价值实现得程度也就越高。金字塔以皇权为中心，形成上下负责的关系。中国古代组织社会的原则是儒家文化，但是在中国社会里却从来不是只有儒家文化发生作用。强调向上负责和对下慈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但是纯粹慈爱是无法维系一个社会结构的。每个人从内在愿望上看都是向上看的，每个人都有内在价值感觉。像苏轼作为朝廷丞相被派遣到海南岛等地就是不得志，相反，如果提官了就是得志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越大，财富越多，权力越大，性满足的程度越高。而地位越高，违背伦理道德的可能性就越小。正因为大家都想向上，所以上面会受到威胁。皇帝对宰相的不轨行为采取的乃是法家文化。法家文化是体现政治本质的。权力就是一个法律，只有掌握法律才能掌握国家。把皇权政治维系住，整个金字塔结构就维系住了。而对于官僚政治结构中的人来说，要维护自己就得先维护皇权。

科举制度是金字塔的过渡阶段。在下层百姓中，就其家庭结构而言也是一种儒家文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从政治结构到家庭结构中奉行的都是儒家文化。但是就老百姓来说，个人价值不一定在儒家文化中实现。在中国，老百姓是在道家文化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为什么中国的法轮功会发展这么快？因为它就是老百姓用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某种意义上的道家文化。在儒家文化中，人们受这受那支配，在社会中实现不了人生价值。所以老百姓就从道家文化或者佛家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宗教迷信中伴随着炼金术和养生之道；在佛家文化中，人们相信只要自己好心就可以独立，而别人不行善就会有恶果。当不上官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通不过科举制度）也转向道家文化，比如老子和庄子。这些知识分子喝酒、饮茶、作诗、聚友，这些行为其实都是道家文化的传统。

中国几大派文化经过两千年的动态演变和互相撞击，最后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撞击。在中国社会里，忠臣、奸臣一直都是存在的，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形式提出过疑义。塔式政治结构在中国心理中是永恒的。一种文化最可怕的不是有人冲击它，而是没有人意识到它。

当帝国主义撞击中国时，它撞击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治结构。历史书上记载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有的，但是首先感到危机的是政治体制，是皇帝本人，因为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从南宋起，老百姓就对亡国形成习惯，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老百姓没有民族意识。可是国家只是皇帝的，不是老百姓的。所以在西方帝国主义撞击中国时，对老百姓的心理来说影响不是最大的。古代社会信息不发达，也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广西要几年，甚至一些老百姓一辈子也不会知道。

官僚政治结构受到帝国主义的撞击之后开始出现分化，最后分裂成两派，一是改革派，二是保守派。分化是怎样产生的？西方帝国主义撞来时，首先感到疼并产生危机感的是皇帝。皇帝不卖国，因为国家是他的，卖了国他就成普通老百姓了，向来中国最高政治家没有卖国主义，只有爱国主义。皇帝着急了，但再着急也是为了维系政权。他要维护政权就必须要利用政治体制的力量。官僚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进士不是说他什么都会，而是掌握了儒家文化，掌握了忠君、孝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的礼教文化。所以不违背儒家原则就是知识分子。除了遵守儒家道德文化原则之外，这些知识分子可以作诗、写文章，但这些都是个人的事情，并且这些事情也都不能违背儒家道德原则。

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中国的官僚结构显得毫无力量和意义。西方以高科技和先进的武器撞击中国这个政治体系，要作出回应的话就必须也有高科技，否则就没有竞争的资格。另一种办法就是煽动全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像萨达姆那样，使整个民族仇视美国。但是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想让大家都爱国很难，更何况力量太强对皇帝而言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力量一强就会想当皇帝，可是如果大家都想当皇帝，那么皇帝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迫切需要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官僚，这些官僚的素养是儒家文化。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官僚是承认西方文化价值而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还是抵制西方文化价值以维护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两类知识分子发生分化的原因，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当他放弃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等于放弃了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如果他坚持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坚持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读了一辈子的书，好不容易当上了官，现在帝国主义这么一撞击，他的官就没有了。那些会造武器或者稍微懂些洋鬼子abc的人却当上了官，那么原来那些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所以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必然是大多数人保守。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张改革呢？因为这些主张改革的人都不是实力派，他们没有稳定的地位和靠山，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稳定的地位。像林则徐以及早期的曾国藩都不是实力派，在政治体制中，对于非实力派的人来说，皇帝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就算你知道自己做不好也得做。比如林则徐被派到广东去销烟，搞不好就会丢官的，可是他不去能行吗？所以非实力派必须借助于改革，而要改革成功就必须了解西方，知道它们的一些情况。林则徐、魏源等人一走出第一步就违背了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尊师的，要尊师就不能再拜别人为师，就不能看旁门邪道的书，否则就不是儒家文化的传人了。学习时必须学习被公认为好人的人的著作，比如要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读毛**的书。现在毛**不是皇帝，所以不用读他的书了，现在要读现在应该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