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生活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境遇中，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道教的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道教怎样去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世纪对人类的文明与和平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无疑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指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交通信息的发达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它不再是一个孤立而单纯的经济范畴，更是以西方理念为内蕴的社会、文化范畴。今天，“全球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世界各地，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遇与碰撞，加深了世界各大宗教的相互联系、了解、对话，这既导致了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交流的增加，甚至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导致了因不理解而引起的对立与冲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个宗教在其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历史背景下，彰显自我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色，以本土化或本色化的做法来抵御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趋向，由此又为文化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当代宗教的开放与变化，积极地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由此而出现的世俗化、本色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既构成了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独特性，也是我们在今天全球化境遇中应该珍视的民族文化财富。例如，道教戒律作为约束道教徒言行的宗教生活准则，具有“止恶防非”的功能，“夫戒者，止恶防非，护正摧邪，无令傲忽，弗敢轻侮”。道教将持戒作为得道成仙的基本要求，既体现了道教信仰的超越性与神圣性，也是道教能够在千百年的历史变化中持续发展的道德保证。从根本上看，宗教起源于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认识，并企望通过这种认识而建构一条解脱现实苦难，确立终极意义世界的通途。道教信仰追求的是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对绝对无限整体之道的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人通过修道持戒来实现的，因此，对修道者来说，“戒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道教戒律的重要性也由此显现出来。

道教戒律是以“道”为基点而展开的。道教之“道”一方面表现为形而上之神圣的绝对，另一方面又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同时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超越世俗的神圣之“道”与世俗生活中的人伦日用之事并非完全隔绝，而是相即不离的。正是由于作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和主宰之“道”，既超越于人，又内在于人而存在，因此，道教强调“一切众生，皆含道性”，同时又认为，修道者依持道性，以“至静元心”来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就能返朴归真而与道相契。这样，道教信仰就形成了两重性：一方面极力宣扬超越世俗而追求与道相契的神圣境界，另一方面，又并不要求人放弃世俗生活，甚至强调只有在世俗生活中先修人道，再修仙道，成为一个完善的、有道德的人，才有得道成仙的可能。道教所说的“尊道贵德”是要落实于修人道上，要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确立少私寡欲、恭谦无争的观念，通过持戒来确立不同于世俗生活的宗教生活准则，从而促进人们自觉地追求神圣而高尚的道德境界。道教将“积德”、“为善”、“忠孝”、“仁信”等道德原则神圣化，既包含了对世俗社会道德准则的认定，也体现了希望通过弘扬道教信仰和精严戒律来提升道教的道德精神境界的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信仰的神圣性就在于要个体之人通过修持戒律来摒弃种种物欲和情欲，将超越世俗作为走向神圣的阶梯。神圣化构成了道教提升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怀，世俗化则构成了道教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社会中能够得到广大群众信仰的条件。神圣化与世俗化虽然在表面上构成了道教内部的一种难以消弥的张力，但实际上，道教强调先修人道，再修仙道，这种对人及其生活的肯定，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张力得以消解。道教将得道成仙作为终极理想，而成仙就意味着人的生命的无限延长，这就在信仰的前提下肯定了

人的生命存在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因此，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将上帝放置于彼岸，将人与神、此岸与彼岸、神圣与世俗对立起来不同，道教信仰本身就包融了神圣与世俗这两重性，并通过持戒来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道教从创立之初就提出了“道诫”，如现存最早的道书《太平经》中就有了“道诫”，如“贪财色灾及胞中诫”、“衣履欲好诫”、“不孝不可久生诫”等，都是针对着人过度的物欲而提出来的。而在《老子想尔注》中“诫”字出现了45次，“道诫”则出现19次，并将在世俗生活中“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作为得道成仙之基。虽然道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是要信徒防非止恶，清心寡欲，修习善行，得道成仙，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但由于人总是生活于尘世中，即使是追求隐逸生活的修道者，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生活环境，因此，道教在人世与出世、神圣与世俗之间，一般都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其所制订的戒律既有对神圣的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有关注现实生活的一面。例如，早期五斗米道所奉行的“老君想尔戒”及“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其中，既有对人如何保持信仰纯洁性的要求，如不得轻慢经教，不得向其他鬼神礼拜、不得祠鬼神以求侥幸等；也有对一般社会公德的要求，如不得恚怒师长，不得不忠其上，不得罔略其下，不得盗窃人物，不得淫他妇人，不得贩卖奴婢，不得多蓄仆妾，不得言人阴私等；还有对保持自然环境的要求，如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花草，不得渔猎伤煞众生等。从这些具体的戒条中可见，道教既不像儒家那样仅以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修齐治平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也不像佛教那样以出世求解脱相号召。即使是中国佛教以出世而不离人世为特点，但“以宗教性格而言，道教又远比佛教为人世”。道教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间道路。元代以降，无论是正一派实行的授篆，还是全真道通行的传戒，都倡导修道者应通过持戒来纯洁信仰、提升道德素质，这是道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道教所面临的现代化之路与其他宗教相似，这就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存在都有赖于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如果说，世俗化是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前提，以科学的理性化和知识化为先导，以全球化的方式而展开的，那么，它对当代道教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由于全球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消费商品和电信传媒等领域，而且也意味着对各种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性的削弱和消解，而道教正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宗教。其次，它有可能导致传统道教对现实人生指导意义的淡化，从而使道教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边缘。最后，在今天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人们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所引发出的信仰虚无、精神危机、价值混乱、道德衰败等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对道教戒律的冲击尤其明显，这不能不影响到当代道教的发展，因此，今天道教在全球化境遇中所面临的挑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峻。

今天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等都十分重视本教改革发展问题，表现出一种关注自身、切近社会的精神。道教当然也不例外。当代道教的宫观管理、戒律建设、教制建设、社会服务等问题被认真地提出来进行研讨就说明道教早已意识到，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道教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而其中的戒律建设问题尤其重要，正如唐代高道张万福所说：“若有法，而无戒，犹欲涉海而无舟揖，犹有口而无舌，何缘度兆身耶？”这直接牵涉到今天道教的宗教素质和公众形象。

持戒是对修道者言行的一种约束，其目的是促进修道者为善去恶，以提升道德来提升生命境界，严肃道门风气。道教戒律对人的日常行为有着非常细致的规定，尤其重视人的具体行为中的普遍道德判断问题，而这种何为善、何为恶的道德判断特别反映了道教所主张的善者成仙的价值趋向，因此，历代高道都十分强调持戒以德的重要性，例如，南朝道士陆修静说：“夫受道之人，内执戒律，外持威仪，依科避禁，遵承教令，故《经》云：道士不受老君百八十戒，其身无德，则非道士，不得当百姓拜，不可以收治鬼神，其既暗浊，不知道德尊重，则举止轻脱，贱慢法也。”而对于持戒，唐代道士潘师正也说：“谨按道经，初从凡学，受持法戒，行无缺犯，则名系仙录。”他们都将持戒视为修道成仙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弘道的基点在于弘戒，只有使众多道徒严守戒律才能保持道教旺盛的生命力，那么，弘传戒律与道教的发展之间就有了必然的联系。

道教传播史表明，弘扬戒律可以促进道教信仰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提升修道者的道德水平，促进道团组织的规范化，但戒律的内容又必须因地、因时而宜。从历史上看，道教戒律也处在不断地完善与修订之中。例如，明永乐年间，正一天师张宇初撰《道门十规》，以整顿道教；清初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在《龙门心法》中则针对道教中“玄风颓败”的景象，用“持戒精严”来改革道教，成为全真道的“中兴之臣”。这些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事例，但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又可见，无论是正一道的《道门十规》，还是全真道的《龙门心法》，都出现在原有的道教戒律已不能很好地对道士的言行起到约束作用，以至于出现了“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的局面，因此，张宇初才要重新修订道教戒律，以期“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以达到重振道风的目的。王常月则将持戒与修仙相联系，倡导“学道不持戒，无缘登真仙”，从而使戒律精严作为得道成仙的基本依据，以抑制道门中因过度世俗化而导致的传统被遗忘、神圣被消解、思想变浮浅、生活变随意等腐败现象，使全真道由过去的注重性命双修的内丹修炼转为倡导严持戒律，因此，他所“复兴”的全真道龙门派又被称为“龙门律宗”。但张宇初所修订的戒规并未得到后世正一道士的重视，自他之后，正一道也就不再有人撰述阐发戒规之事了。王常月之后，全真道对持戒的要求也逐渐放松。与此同时，道教在明清之际出现的颓势，到清代中叶之后更为明显，这虽然主要是由社会环境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外力所致，但由道教戒律的松弛而导致的道士素质下降是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呢？以历史观照现实，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过去道教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那么，在今天全球化的境遇中，当代道教戒律建设如何既能提升道教信仰的神圣性，又能使修道者在实际生活中切实可行，从而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今天，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各个层面，而且它将一种统一化的文化格式，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在全球化境遇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曾与儒、佛并列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其信仰本身不仅蕴含着神圣与世俗的两重性，而且还凸显出神圣与当下生活的交融性，这就使它有可能在现代仍然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因此，当代道教在今天全球化的境遇中，既要发扬道教戒律的优良传统，始终高扬“道”的超越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度，搞好自身的宫观建设和道风建设，才能在多元化宗教文化的对话、沟通和竞争中，发扬自身的民族特色；同时还要以博大灿烂而富有智慧的道教文化来积极回应当前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物质崇拜、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过度世俗化等，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继续创造富有特色的道教文化，才能在今天全球化的境遇中保持自己的生机与活力，以至于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