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塑瓶是宋元时期我国南方的随葬明器之一，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和丧葬礼制。目前对于宋元时期堆塑瓶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笔者希望在整理归纳堆塑瓶的相关研究资料之后，对其功能以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思想提出合理的假设，运用实物、文献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相关材料结合考古发现加以说明。

堆塑瓶形式多样，命名标准也各不相同：一是以堆塑的某一主要题材而进行命名，有以龙虎纹命名的龙虎瓶，以日月纹命名的日月瓶；二是以其可能的功能进行命名，如魂瓶、净瓶、皈依瓶、谷仓等；三是根据瓶子主体的形态或制作特点命名，如堆塑长颈瓶盘口瓶罐形瓶牛角瓶等；四是沿用部分器物字铭，如粮瓶。由于此类器物装饰题材多样，功能存在争议，同时造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唯一的共同点在于瓶子上的主要装饰手法均是堆塑工艺，所以在本文之中笔者倾向于将这类器物统称堆塑瓶，特指宋元时期我国南方地区流行的一类以堆塑人物、动物、神像等为主要装饰技法的随葬瓶形明器。

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堆塑瓶主要是成对出现于南方部分省区的宋代墓葬之中，堆塑瓶自宋朝开始出现并逐步繁荣发展，到元明时期又趋于简单乃至消失。从横向的地理位置比较，各个地区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下文分别以堆塑瓶集中出现的赣、闽、湘、桂作为分类标准，在地域范围之内分别探讨他们的演变过程，描述堆塑瓶在直观上的一些特征。

江西地区是堆塑瓶最为集中的一个省份，造型上有长颈瓶和短颈瓶两种，以长颈为多，在部分地区几乎每墓必出。北宋时期此类堆塑瓶开始出现，它们的特点如下：造型长颈丰肩，颈部堆塑简洁，多玄纹衬底；肩部有类似荷叶边形的附加堆纹，伴随有龙虎、云托日月、鸡犬等堆塑，部分有半弧形的把；盖顶多呈现斗笠装，上塑有立鸟或宝珠；腹部上鼓下收，均素面无纹。到南宋时期堆塑的内容开始繁杂，并有一定的规律，肩部普遍有一周立俑，玄纹衬底，盖和颈部都有加长，颈部常堆有龙虎、日月、伏听俑、马、鸡、犬、蛇、龟等，但腹部无纹；到南宋晚期颈部的玄纹消失，堆塑种类减少，体积变小，纹样模糊。元初堆塑瓶保留了南宋晚期的特征，之后堆塑类型变少布局稀疏，制作日渐粗糙体积也明显变小。

福建地区的堆塑瓶集中于宋代，至南宋时堆塑的装饰就逐渐消失。此地区除了堆塑人物、动物之外，墓葬中还存在大量多角瓶。概括地来看从北宋至南宋末期多角瓶的形态是由繁到简的，而以坛、壶、瓶为堆塑主体的一类器物则是由简至繁。

湖南地区除了上述介绍的堆塑瓶和多角瓶之外还有一类盘口式的堆塑瓶，这些器物上的部分堆塑带有湖南的地方特色。另外，祭祀、送葬、鼓吹、舞蹈等方面的内容是其他各省较为少见的。但其它地区常见的日月、神人堆塑在湖南地区则很少出现。关于湖南地区的堆塑题材张涛先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一是守护类附加堆塑，包括四神、龙蛇龟、二龙护塔、人蛇堆塑；二是丧葬类附加堆塑，包括祭祀类、出殡类、庖厨类；三是家庭、庭院生活类附加堆塑，包括一般动物个体、房屋粮仓、狩猎等；四是图腾类堆塑，如怀抱婴儿堆塑。

广西地区的堆塑瓶造型主体轻巧俊秀，有仿生的竹栉形，也有多级式塔形。北宋中晚期堆塑瓶以多级塔形并饰以ｓ纹为多，个别出现刻花莲瓣及人物形象；到了南宋早期多级塔式造型消失，多直口、短颈、弧肩、长圆腹、圈足，部分还带有围栏的瓶，纹样也比北宋丰富，特别是复杂的镂空纹样独具特色。由于各地区的堆塑瓶在有共性的前提下，还存在自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在讨论堆塑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时，也要考虑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不能笼统地进行讨论。

关于堆塑瓶出土的发掘报告都非常简略，大多数是描述瓶子的外在样式，对其出土的具体位置没有详加说明，且在墓葬的位置没有规律可寻。但是堆塑瓶成对出现的这一现象则是非常普遍，对瓶的配对规律在各地区也有不同。广西地区大多是一只肩部有围栏和盖顶塑以狗等动物钮的瓶，与一只肩部无围栏和盖顶塑以鸡或鸟形钮的瓶为一对。江西地区出土的对瓶在形态上十分接近，堆塑内容则互相呼应。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瓶通常针对一位死者，所以在合葬墓中就会出现多对堆塑瓶，如江西高安县发现的一座元代天历二年墓，属夫妻合葬墓，其中就发现了十分相似的堆塑瓶四只。可见堆塑瓶在数量上是同死者的人数一一对应的，不存在多人共享的现象。

关于堆塑瓶是道家文化的体现与反映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比较高的关注。杨后礼先生在其文章中特别对江西地区出土的青白瓷堆塑瓶的造型以及出土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此类瓶是宋元时期江西道教徒众的特殊随葬品，因为出土堆塑罐的区域都是道教正乙派活动的中心，特别是1950年在江西贵溪县陈家村发现了道教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墓出土了堆塑瓶，似乎就更能说明具有道教思想的信徒在丧葬活动中有使用堆塑瓶作为明器的习惯。同时堆塑罐上的四神、仙人等题材都是道家文化的范畴。在谈及堆塑瓶和道家文化联系之时，明器神煞同堆塑瓶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明器神煞主要是指随葬明器和与阴阳迷信有关的遗物。宋代一朝，堪舆之风十分盛行，这一点从皇家陵墓的选址、构筑中可见一斑。仁宗时王洙等人奉敕编纂《地理新书》，此为一本官修阴阳术书，专门介绍阴阳宅第之选择和埋葬习俗。书中提到的五音姓利说对陵墓的选址布局影响很大，具体来说是把诸侯姓按宫、商、角、徵、羽五音分为五类，再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同时堆塑瓶上大量出现的孝子、哭丧、送葬等场景的描绘又是儒家思想作用下的产物。正如徐吉军先生在《中国丧葬史》一书中概括的那样：宋元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和道教的更加世俗化，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进了封建迷信的泛滥。除了儒、释、道三种思想之外，本地区特有的民族特色也会体现于堆塑瓶之上，这一点在湖南地区尤为突出。湖南古为南蛮之地，生活着侗、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其自由的神灵或图腾也在这一地区人们的信仰中流行，因此这也是湖南地区同其它省份有很大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怀抱婴儿这一堆塑题材就是当地侗族图腾崇拜的体现。

关于堆塑瓶产生和消失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和从统治者的政策有关。在唐五代时厚葬风气盛行，前文中提及的明器神煞均以本体的样式出现，相互独立。到了宋代由于统治阶级对厚葬之风的遏制，使得民众不得不以浓缩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信仰与习惯。宋开宝三年十月，朝廷下诏：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九年又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作人等弟科断，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在此之前墓葬中的明器神煞送葬鼓吹等场面就以瓶为载体进行表达，这样既不违背朝廷的禁令，又保持了原有的葬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