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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唐代道教饮食养生

时间:2017年02月07日 10:02内容来源:易奇八字编辑部 浏览量:3329
酒,道教认为是五谷之华,味之至也《养性命延录》有养生祛病的功能,过饮,则能损性伤命。唐代道教戒律中告诫曰:学士及百姓子,不能饮酒失养性《要修科仪戒律钞》。学道之人,不可惑于酒恶《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指修道之人不可耽酒、汹酒,以酒伤身,因酒败性。而在养性中,减酒节行,调和气性,服气时,每日空腹两盏酒,甚妙《太清调气经》。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盛行服食灵飞散、五石散;唐初又盛行温酒调服四扇散、青云子返童散、构杞散、地髓散等,都是借助酒力以助气、以发散药效、通达精血脉络。因此,道教养生中是提倡节制饮酒,并非绝对禁酒。

道教所饮酒类中,注重药酒的配制。《药酒序》曰: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慓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守引药势。今则兼之名草,成彼香醪,莫不采自仙方,备守药品,痾恙必涤,效验可凭。盛行唐代的有地黄酒、黄精酒,枸杞酒、菊花酒、菖蒲酒、松叶酒、松脂酒、柏叶酒,以及桃仁酒、杏仁酒、神仙乌麻酒、三石酒等,均具有轻身明目,延年益寿、补气血、壮筋骨等作用。

无酒不成俗,民间饮酒习俗,无不存在在民俗礼仪、宗教斋醮活动中。如新春佳节,必喝新春屠苏酒;端午节,人们倾洒雄黄酒;五月五日,男女老少均佩带符画,饮菖蒲酒;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兴饮菊花酒。酒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一番精神慰籍。

药茶代饮

古人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中国最早的饮茶资料书藉《茶经》的记载,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有了饮茶的习俗。这虽然不是史实,但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前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约》中即已提到了烹茶、武都买茶。茶’这个字,在唐陆羽《茶经》书中首次出现,《尔雅》:禾賈,苦茶,郭璞注日: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芬,蜀人名之苦茶。注中还谈到饮茶的方法是煮作羹饮。西晋杜育《荈赋》中提到饮茶,说沫沈华浮,说明西晋时饮用的有末茶,华(花)茶。

药茶,即以草药代茶饮用,或草药与茶共同制成饮剂食用,始出于山居道士所创。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隋唐时期,嵩山道士、王屋山隐居修道者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均自制松叶茶、柏叶茶、甘菊茶、杏仁茶、桃仁茶等代饮服用。道士们的制作方法也较简单。如甘菊茶,可明目清肝,治虚劳醒脑。制作:取黄花紫茎的菊花全草,洗浮、阴干、捣末即可。一般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又如薄荷茶,可祛邪气,通鼻塞头痛,去心烦燥等。罗摩叶茶,可除风治头痛。石楠芽茶,可补虚治风。槐芽茶,可治疗肠风下血、大便干燥,痔疮等症。

唐朝人讲究茶效,茶情、茶趣、茶品,《茶经》说:茶性寒,最宜饮用,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道士们所创的品目繁多、治疗广泛的药茶,更有胜过茶茗的功效。

刘贞亮认为茶有十德:能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道门药茶更能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凝神志、恬心气、益寿延年。

食粥致神仙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宠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一一陆游道士山居,每日食粥,以为粥能推陈致新,生津快胃,所益非浅。《梁溪漫志》我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道教神仙粥一帖食方。方中仅以糯米、鲜姜、葱头三味烹煮,有开胃、提气、健脾的功效。其实道教食疗中又有胡麻粥,仅有胡麻、粳米二味,有乌须发、明目补肾的功能。另还有补益五劳七伤的人参粥、山药粥、构杞粥、肉苁蓉粥、还有可坚筋骨、益气力的苣胜粥、黄芪粥、石英粥;祛风除邪治头痛拘挛的冬麻子粥、薏苡仁粥、葛粉粥、葱豉粥、竹叶粥、侧柏叶粥。治久咳不已的梨粥、罗卜粥、杏仁粥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其中既有单味药粥,也有复方药粥;既有植物类药粥,也有动物类药粥。道士服食既可充饥度日,又可治疗疾病,同时也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黄帝内经》说: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唐道士提倡的药粥,正是以药治病,以粥扶正的一种高捷易行的食治方法。唐医药家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两部巨作中就列有食治专节,并记载了许多民间通行的方剂,如用谷皮糠粥防治脚气肿胀病;防风粥去四肢风痹症。道士月吾玄子张鼎《食疗本草》中也有茗粥、柿粥等诸方。道士方士们认为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以充肌时谓之食,用以疗病时谓之药,因此,米谷与药物配伍,同煮为粥,相须相使,既不同于单用药物祛邪治病,又不同于纯服米谷扶正调理,而是寓药寓食、寓医寓补,协同作用,使峻历者,可缓其力;和平者,能倍其功,正如《本草求真》所谓:‘米虽常食之物,服之不甚有益,而一参以药投,则其力甚巨,未可等为泛常而忽视也。

食疗与本草学

道教饮食中讲究食治,食治专书最早著录于世的当推《汉书-艺文志》中的《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关食治、食物禁忌的论述;晋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中重视饮食的效力,主张服饵仙药,辟谷节食;梁朝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动植物类,矿物类药品365种,并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药物。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中药,养性以应人,有予防疾病、增强虚弱体质的作用;下药、主治病。从这种分类学看,道教道士的本草药物学观点不是仅限于治疗已发生的疾病,而是着眼于养命和养性,换言之,即道教本草药物学的核心是阐述能够养生防病,延年益寿的动植物,以及能冶炼外丹的矿物类药品。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存神炼气铭》、《保生铭》、《孙真人食忌》等,提出了‘可食、宜食、忌食、服食法、五脏所宜食法、养性法等专注食疗栏目,饮食与医术并举,饮食与养生同行,一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规则。

其弟子孟诜(道士)撰《补食法》138条(一说为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弟子月吾玄子张鼎(道士)又增补89条,改名为《食疗本草》,其中有很多条目是《唐本草》一书未收内容《千金方-食治》《食疗本草》,唐代这两部重要的饮食药物学著作,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书中所载食用药品,主要来源于日常食品,多以瓜果蔬菜、米谷草木及动物脏器为主,食用简便,味美爽口,寓医于食,适用于男女老少、及修道养性者、服饵丹石家。书中对药物食用方法、炮制过程、辅料添加、贮藏方法,以及某些药物多食久食产生的付作用等事项,均予以说明。在正确合理地使用食用药品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有较大的提高。

其次,充分注意到饮食疗法的地区性,对不同地区出产的食用药物均广收博采,对同一药物因产地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疗效也予以注明,还对同一药品尽量细分出其不同部位的不同疗效,以便充分发挥每一药物的食疗作用。

另外,在编纂过程中,还广采前人之说,吸收民间单方验方,道士实践经验,提出新的食疗方法和疗效,这是对唐代中原地区食疗医学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因此,《千金方-食治》、《食疗本草》被后人推崇为唐代道教药物学中食疗书藉的典范。

道教素食

道教中,特别是道团宫观制度形成后,开始奉行素食(菜食)主义,即全面禁止食用肉类食品。形成菜食思想的原因与道教教义、戒律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道教认为人类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一念的善恶会导致行为的善恶,行为和意念的善恶,又决定了人类的宗教业力。行善作恶的具体行动会很快成为过去,然而它的影响,心理上的压力,宗教的因缘种子均会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大潜在力。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有道性,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本质平等,作为人,又有什么特殊权力去任意残害生灵?去操纵其他生物的生死大权?万物以一种食物链的姿态生存,动物具有生命,植物也同样具有生命,在自然界中,生命互相融合,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人类也避兔不了杀生,而在宗教道德、宗教心理范畴中,人类必须竭尽所能地减少杀生,不为口欲,不为恶念而去杀害其它生物,也不叫别人去残害生物,主动维护生的权利,这也是道教宗教信仰的准则,也是道教戒律中的不杀生戒。这种思想与儒教的“仁恕”有共同之处,也可谓是同源。

其次道教承负学说、轮回报应说的教义,具有威慑恐吓力。因果、转生而遭永世的痛苦,使教徒们归心于素食戒律。

而且,先秦时方土、黄老之徒,养生炼神求神仙,认为食草者壮健多力,食肉者勇悍轻疾,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死,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药者与天地相弊,日月并列《神农经》,道士求长生成仙,餐风饮露、服饵辟谷,自然不宜进食动物肉质。

包括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在内的唐代道教饮食文化,是中国道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道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追求内心澄静的境界,通达天道世理,调协五行阴阳,推崇医食同源、药食一如的摄身精神,以饮食涵养人生、完善人性,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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